邓氏宗祠：

　　有公足壮海军威

　　策  划：赵  洁

　　撰  文：梁  婵

　　摄  影：庄小龙

　　广州海珠区宝岗大道中，林立的高楼中，分布着不少以龙字来命名的街巷。在这里，一条叫龙涎里的古巷，一座具有典型岭南建筑风格的清代祠堂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　　这个叫邓氏宗祠的地方，与我国历史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有关：邓世昌。

　　这是一个我们在小学教科书就认识的名字。159年前，这位令人景仰的民族英雄，就是诞生在南国这条寻常巷陌中。在这里，他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，萌生报国之志。

　　“此日漫挥天下泪，有公足壮海军威。”百多年前爆发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中日甲午海战，那滚滚硝烟，至今仿佛仍未散去。邓世昌在舰沉坠海后义不独生的民族气节，纵然时光流逝，依然震撼每个中华儿女的心。

　　回顾邓世昌的成长过程，聆听其后辈讲述先祖故事，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爱国志士，穿越历史云雾，向我们缓缓走来……

　　义不独生 甲午名留

　　邓家有子 矢志报国

　　师法西方 严厉治军

　　时间的指针回拨至十九世纪中叶。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国门，还做着“天朝上国”美梦的清王朝，已犹如巨浪中颠簸的一叶扁舟，岌岌可危。

　　在广东省番禺县龙导尾乡龙涎里（如今位于海珠区），有一户殷实人家，户主名叫邓焕庄，先祖原是东莞怀德乡人，世代专营茶叶生意。1849年10月4日，他的妻子诞下一个男婴，邓焕庄喜出望外，为男婴取名邓永昌，盼望在黑暗的世道中，家业能永远昌盛兴旺。然而，家业兴旺谈何容易，离不开时势和国运，饱受战乱之苦的邓焕庄，于是将其子改名为邓世昌。

　　邓世昌生于两次鸦片战争之间，长于国难战乱之中。从懂事那天起，他就在父亲膝下，聆听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，随父亲到离故乡不远的三元里，听父亲讲述当年“千众万众同时来”的壮举，那声若雷霆、令敌丧胆的场面，令他深受触动，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救国救民的种子。

　　灾难不断，兵患严重，加上鸦片的侵扰，邓家茶叶生意大为萧条。不得已，邓焕庄带着少年邓世昌，去上海开茶行，拓展业务。开明务实的邓焕庄意识到，无论将来儿子从事什么职业，都必须学习洋文，于是，他让邓世昌进了一个教会学校，学习当时还是“蛮夷之语”的英语，这使得邓世昌很早便接触东西方文化。

　　少年邓世昌，身材不高，性格沉毅，无论读书、做事，都是专心致志，心无旁骛，有着一股正义感。客居上海期间，有一天，邓世昌在路上看到一个“三道头”（外籍巡捕）毒打拉车工人，少年意气的他看不过眼，出面劝阻：“不要这样，你晓不晓得这到底在中国？”不料，那个“三道头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回答道：“你晓不晓得这是在租界？”邓世昌一时气结，却无言以对。

　　这件事对邓世昌刺激很大。他行走在上海外滩，看到沿江鳞次栉比的西式楼房，挂着各色旗帜的外国军舰，在黄浦江上任意进出，横冲直撞，他不禁慨然兴叹：“中外互市久远，西人日驭风涛，稔知我国厄塞，若我国不以西法练海军，一旦强邻肇衅，何以御之？”从那时开始，邓世昌放弃父亲日见兴隆的家业，也放弃传统仕途经济之路，矢志投身国家海防事业。

　　

　　师法西方 严厉治军

　　

　　1867年，年仅18岁的邓世昌，考入我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：福州船政学堂，成为驾驶班第一届学生。他在学校奋发学习，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，“凡风涛、沙线、天文、地理、测量、电算、行阵诸法，暨中外交涉例文，靡不研究精通。”

　　1879年，北洋大臣李鸿章听说邓世昌“熟悉管带事宜，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”，把他调到北洋水师。1880年年底，水师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巡洋舰完工，邓世昌等被委派前往英国验收。邓世昌借此机会，游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、港口，其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，令他深深震撼。他用心揣摩，学习研究他们先进的军事战术，“益详练海战术。”

　　1887年，邓世昌第二次带队赴欧洲接“致远”等四舰。在回国时，他不失时机对全舰官兵进行各种操练，“终日变阵必数次”，“时或操火险，时或操水险，时或作备攻状，时或作攻敌状，皆悬旗传令。”在邓世昌的严格训练下，舰上将士“莫不踊跃奋发，无错杂张皇状”。

　　此次接舰后，邓世昌升副将，兼任“致远”舰管带。“致远”舰在他的统领下，“使船如驶马，鸣炮如鸣镝，无不洞合机宜”，是北洋舰队中最有战斗力的战舰之一。

　　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：1894年9月17日。日军侵华，这一天，中日近代海军在黄海展开一场大决战。

　　在惨烈的激战中，为了保护旗舰“定远号”，“毁敌一舰以挫其锐”，邓世昌命令“致远”舰全速向日舰“吉野”号冲去。然而，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中，“致远”舰水线被击中，炮弹在机舱发生猛烈爆炸，舰体下沉，邓世昌与全舰官兵同时坠入茫茫深海。落水后，随从刘相忠手持浮水棒送给邓世昌，但邓世昌见“阖船俱没，义不独生，仍复奋掷自沉”。壮烈殉国。

　　生为长城，死为国殇；四海同哀，六军袒哭。这一天，是农历八月十八，邓世昌45岁生日。

　　遗风耀千秋

　　三返故里

　　日军偷拜邓公

　　如今，邓世昌在广州的后辈中，以今年90岁的邓权民辈分最高。他是邓世昌的侄孙，其祖父邓佑昌，与邓世昌是堂兄弟。数十年来，他不遗余力收集整理邓世昌的资料。谈起先祖及其生活过的邓氏宗祠，他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……

　　

　　三返故里

　　

　　邓权民出生时，邓世昌已殉国20多年，他对邓世昌的印象，主要来自祖母的讲述。当时，邓家在上海有祖业“祥发源”茶叶庄，邓权民的祖母每年都去那里支取家用，顺便探望邓世昌在上海的家人，从他们口中得知关于邓世昌的种种事迹。

　　“小时候，祖母还常带我去邓世昌在广州的家人家里拜年。由于祖母和邓世昌家人关系良好，他们曾把世昌公的遗物：一套官服、一枚玉扳指和两个西洋单筒望远镜，送给我的祖母。我还清楚记得，望远镜是黄铜外壳的，我小时候曾拿来玩过。可惜的是，这些东西如今都已经散失了。”邓权民说。 

　　而据邓世昌的重孙女邓立英所述，邓世昌从军以后，一共只回过三次家乡，由于军务缠身，每次一般只住三五天，最多不过七天。

　　第一次是在1871年，邓世昌趁工作调动之机，回来探望父母、亲友。第二次已是16年后，即1887年，那时邓世昌从欧洲接舰回国不久。其父邓焕庄早已去世近五年。邓焕庄去世时，邓世昌接到报丧，但因军务在身，不能回家奔丧，忠孝未能两全，令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面带哀容，多次手书“不孝”之憾，以寄托哀思。这次回到家中，他在亡父灵前痛哭，悲恸过度，以致昏了过去。第三次是在1892年，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家乡。

　　然而，邓世昌毕竟在广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，这里仍留下他的不少印迹。如今，在邓氏宗祠东面的花园里，有一口“世昌井”，据说当年邓世昌喝过井里的水，井后面还有一棵由邓世昌手植的苹婆树。

　　邓权民说，这棵苹婆树很有灵性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一场特大风暴把古树吹断，但没想到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干枯的树干上又长出新枝，长势良好，如今已比碗口还粗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在树根处，长出一对硕大的罕见的灵芝，人们在啧啧称奇之余，都说这是受邓世昌的灵气影响。

　　

　　日军偷拜邓公

　　

　　当年邓世昌殉国后，举国同悲，光绪皇帝赐予其“壮节”谥号，追封“太子少保”，特赐白银十万两，邓氏家族用四万白银，扩建了原来的邓家祠堂，修建了邓氏宗祠。光绪、宣统年间，来这里瞻仰祭祀邓世昌的人络绎不绝。

　　在邓权民的记忆中，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霜，邓氏宗祠的大体形制没有改变，但布置不一样。

　　以前，祠堂后座大堂，有三个神龛，邓世昌作为邓家24世子孙，其牌位安放在中龛。中龛每个墙侧都有高脚牌，上面写着邓世昌的官衔、皇帝赐予的封号等等。中龛前的横梁，吊着一个大横匾，写着“绎思堂”三个大字，后座前方吊着一块较小的牌匾，上面是“教忠资训”四个大字。这是当年光绪皇帝赐给邓世昌母亲的牌匾，褒扬她教子有方。

　　“邓氏家族自21世开始，分成四个宅，邓世昌属于四宅。当时，四个宅的祖屋，围绕邓氏祠堂而建，四宅，位于龙涎里最后面的祠堂的西北面，就是邓世昌出生的地方。那是一连三间金字瓦顶较小的古老房子，一进门就是神厅，后面是后房、厨房，还有一个小间阁楼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邓世昌故居如今已荡然无存。”邓权民说。

　　抗战时，邓氏家族外出逃难，邓氏宗祠日益破落，车马场也被伪巡警局占用。然而，邓权民回忆，当年他的堂弟邓燊民回广州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时发现，虽然广州的祠堂十有八九沦为日军驻扎地，但奇怪的是，邓氏宗祠从来没有日本兵侵扰，反而常有日兵偷偷到宗祠祭拜邓世昌。

　　有一次，有一名日本军官来到邓氏宗祠，毕恭毕敬向邓世昌的牌位鞠躬，神情严肃。懂得日文的邓燊民问他：邓世昌当年是你们的敌人，为什么还来拜他？那个日本军官竖起大拇指说道：“邓世昌当年在海战中自沉殉国，很英勇。在来中国之前，军部对我们做指示，不能驻扎在邓氏宗祠，不能骚扰他的后人。”

　　邓世昌壮举，感动国人，也使敌人敬畏。

　　

　　气节传后辈

　　

　　对于邓世昌的后辈来说，先祖的忠勇和民族气节为他们树立了典范。

　　据邓世昌的外孙女叶素兰回忆，邓世昌在甲午战争爆发后，就做好牺牲的准备：“……但是家人当时完全没有觉察到，外祖父在大东沟英勇阵亡的消息传来后，外祖母才恍然大悟。他走的那天，话说得特别多，想的事也特别多。再三嘱咐要教育好孩子，照顾好孩子。但说话很坦然，没有流露出伤感……当时海军中福建人多，广东人少，外祖父不善于仕途经济，厌恶官场逢迎，有点书生气。”

　　邓权民说，受邓世昌影响，邓氏后人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，日本侵华期间，邓氏后人大都投身抗日战争中。邓氏26世11个兄弟姐妹中，除了超龄和未成年的，有5个是军校毕业生，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就有6人。

　　1945年，日军投降，抗战取得胜利。邓权民永远记得这一幕：当时，他作为第12集团军教导团的团级干部，在广西博罗出席日军一个联队的受降仪式，坐在台上，他思潮翻滚，心情兴奋而激动：50年前，先祖邓世昌抗击侵略者，壮志未酬；50年后，邓氏后辈继承他的遗志，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他在九泉之下应该可以颔首微笑了。

　　衣冠冢寄哀思

　　清幽宁静的天河公园，从东门进去后往北走，你很容易便可以找到这样一座墓园。

　　它静静伫立在一个小山冈上，墓园里一尊白色雕像高高矗立，只见他手持望远镜，披风飘飘，坚毅而沉着地望着远方。雕像后面，翠绿的松柏丛中，是一座环形墓，墓碑上写着：“皇清诰封世昌邓壮节公之墓。”

　　这里，便是邓世昌的衣冠冢。当年，邓世昌以身殉国后，黄海沿岸渔民纷纷驾舟下海，欲打捞其尸体，然而，大海茫茫何处觅？其家人含泪把他的衣冠装入棺中，建起衣冠冢，以寄哀思。

　　少小离家，从军27载，邓世昌以特殊方式魂归故里。

　　邓世昌衣冠冢原本不在天河公园，而是在天河区沙河镇天平架石鼓岭，那里本是邓氏的家族墓地，邓世昌的墓就位于他敬爱的母亲的墓之下。据邓权民听祖母所述，当年墓里所葬的遗物里，有一顶红缨帽。它的由来，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　　当年，邓世昌曾从英国带回一条大西洋狗，出入必带，唯独甲午海战时，不知因何原因，没有带同前往。那天黄昏，这条西洋狗见主人仍没有回，表现得非常焦躁，嘤嘤地叫。很快，邓世昌殉国的消息传来，悲痛万分的家人对狗说：“你主人在黄海海战死了。”令大家始料不及的是，这条狗听后夺门而出，向外狂奔，过了很久，才全身湿漉漉地含着一顶红缨帽回来，大家一看，正是邓世昌平时所戴的帽。那条狗把帽放在厅中央，转身又向外狂奔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　　“在不少史籍里，包括他的三个儿子所写的《哀祭先严》，都提到邓世昌在坠海后，他所养的狗凫到他身边，衔着他的辫发，不让他沉下去，但邓世昌毅然用力按爱犬入水，然后自沉。我所听到的，与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出入。”邓权民说。然而，无论哪个故事，有一点不变的，那就是：人义犬忠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位于石鼓岭的衣冠冢，由于连年战乱，后来已变得面目全非，这顶红缨帽也不知所终。1984年，邓世昌殉难90周年纪念之际，有关部门及邓氏后人清除覆盖墓地的土层，对墓进行修复，将邓世昌瓷像一块，他生前手植之树的树叶少许，以及清代丝绸衣料一块，为邓世昌重建了衣冠冢。

　　1994年，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。为弘扬爱国精神，政府把邓世昌衣冠冢迁至了天河公园，并立邓世昌塑像与墓园，任由后人凭吊缅怀。

　　广州朝天路上有一条崔府街，这条街的街名，出自一位名叫崔与之的人。

　　我们不熟悉他，因为他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实在太过遥远。南宋年间，他可是响彻大江南北的传奇人物。当朝皇帝三番五次请他做宰相，他却先后十三次请辞。接他赴京的马车，日日夜夜在他家门前等待，他就是固守自己那开满了菊花的“晚菊堂”，不肯离开。

　　他是岭南第一个学术流派“菊坡学派”的奠基人，也是文采飞扬的“粤词鼻祖”。三十岁的时候，他以一介布衣身份前往临安求学，成为岭南由太学中举的第一人，开启了岭南地区由盛产象犀珠玉之地向诗书礼乐之地、道德醇厚之地转变的序幕。

　　和陶渊明一样，菊花是他最喜欢的花。他的出与入，行与止，仕与隐，人生的每一步，都特立独行，不同凡响。他82年的人生，如同一本厚重的书。哪怕是在八百多年之后的今天翻读，依然可以领略到那巨大的人格魅力。

　　策  划：赵  洁

　　撰  文：金  叶

　　摄  影：黎旭阳

　　崔与之其人其事

　　太学进士第一人

　　经世致用才能

　　考察崔与之的家族史，先世是河南汴京人（今河南开封）。从他曾祖的那一辈开始，崔氏家族因为战乱南迁，历经江西宁都、广东河源，从其父崔世明开始定居增城。

　　崔世明是个耿直有志的读书人，却在科场上屡遭失意。最终灰了心的他自叹：“不为宰相，则为良医”，放弃了科举之路，而成为一名在当地口碑甚好救死扶伤的医生。

　　崔与之生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（1158年）。此时，靖康之变和北宋灭亡已经过去了31年，宋金之仇仍然未解。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，花好月圆，一派繁华，却如同玻璃般脆弱易碎。

　　崔与之自幼聪颖，号称“卓荦有奇节”，不过，限于当时岭南的学习条件，快30岁时，崔与之还是一介布衣。

　　宋代是岭南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，源源不断的谪宦、移民、流人，给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。但是从总体上看，此时的广东，和两浙、京湖一带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广东每年考上进士的可谓寥寥无几，增城更是少之又少。

　　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，崔与之做了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：到当时中央最高学府——临安（今杭州）太学读书。

　　繁华都市，临安胜景。崔与之在这里却是“朝夕肄业，足迹未尝至尘市。”三年的时间里，他学得满腹经纶，绍熙四年（1193年），他践行了离家时的许诺“三年学成以归”，考中进士，成为岭南由太学生考中进士的第一人。

　　

　　经世致用才能

　　

　　崔与之由此开始了他的仕途。几十年的为官岁月，留下美谈无数。

　　第一站是浔州，正逢当地储存备荒粮食的粮仓失修，雨季就要来了，仓米难保不受潮霉坏。郡守想把粮卖掉，崔与之据理力争，最后，他把自己所居官衙的屋瓦拆下来用在粮仓上。

　　后来，崔与之又任淮西提刑司检法官。朝廷王枢密之子称霸乡里，夺取僧寺田产。寺僧告于官，许多官吏不敢受理，唯独崔与之不畏权贵，秉公判决。嘉定三年(1210年)，崔与之升任提点广西刑狱。广西地区大部分是荒寂之地，崔与之深知此地离朝廷很远，地方官吏任意盘剥压迫百姓，所以他每巡察一地，必自带费用，一切公务开支按日计给，不用地方一分一毫，更不准地方供养。

　　当时海南岛属广西管辖，海南的老百姓还处在刀耕火种时期，生活贫困，但地方官却和其他地方一样征收税赋。有人听说崔与之的清廉之名，前往崔府告发了这件事。于是崔与之亲自派人察访，结果证明老百姓说的是事实，他就派人将各种税收严加核实，并张榜公布废除贪官污吏巧立名目强加给老百姓的税目。

　　此后，崔与之又主政两淮及四川多年。史书上说他外拒金人，内立军政，取信军民，深得民望，政绩卓著。有一年，浙东发生严重天灾，遍地哀鸿，无数饥民流离失所。崔与之下令打开扬州城门，迎入难民安置，从而救活流民万余人。他在汉中坐镇五年，令金兵望而却步，巴蜀得保平安。在他苦心经营下，淮东安然，蜀中大治。若干年后，当崔与之告老还乡时，川民“攀辕卧辙，哭声动地”，依依不舍地送别他们心目中的“岭南古佛，西蜀福星”。

　　

　　屡辞宰执 千古一人　　

　　嘉定十一年（1218年），崔与之刚过花甲之年，在官场浸淫多年的他萌生退意。这一年，他被朝廷召为秘书少监。崔与之开始“力辞召命”，却没有获得成功。

　　嘉定十六年（1223年），崔与之再次被召赴京，任礼部尚书一职。他上了二、三疏辞官，圣旨不允，崔与之干脆收拾好行李，很有诗意地“轻舟出峡，翩然归里”了。

　　回到广州之后，崔与之已经67岁高龄。当朝皇帝宋理宗仍是不断召其回京，在崔与之上疏力辞，皇帝不断诏请的来回扯皮中，崔与之在广州过了十年。

　　端平二年（1235年），宋理宗再授崔与之广东经略安抚使一职，兼知广州。这一次，还没有等崔与之辞官，就发生了广州摧锋军兵变围城一事。崔与之只好以77岁高龄，临危受命，一举平息叛乱。宋理宗大喜，任命他为参知政事。这一职位，下宰相一等，相当于副相一职，对于多数宋代士大夫来说，可谓是毕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。然而崔与之却继续上奏辞免，并且连续上了七次奏礼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正因为崔与之一再辞官，宋理宗反而对他“注想弥切”。翌年，他拜崔与之右丞相兼枢密使，作为人臣，这已是最为隆崇的高官。宋理宗这次的决心非常大，连续三次下诏。然而，崔与之的决心也不小，他接连上奏十三次，坚决请辞宰相，同时还把理宗所赐的二百两黄金，托人送回了内库。

　　终于，还是当朝皇帝妥协了。嘉熙三年（1239年）六月，崔与之得诏依丞相之职致仕。

　　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，崔与之在广州病逝，享年82岁。

　　宋理宗震悼，为之罢朝辍乐减膳志哀，并遣官致祭。

　　崔府街隐居岁月

　　菊花盛开“晚菊堂”

　　“白麻不拜”之谜

　　

　　广州朝天路上的崔府街，就是崔与之晚年隐居的地方。

　　从外观上看，你丝毫感觉不出它是一条有八百年历史的古老街道。它简单、嘈杂，还有一点点的混乱和落寞。站在巷口，只感觉人间烟火的诸般滋味扑面而来，唯有那为之慕名而来的历史感与沧桑感于此，却难以感知。

　　崔与之定居的年代，距今已有885年。那时，朝天路一带，东面是榕阴竹影的坡山古渡，南面是异域风情的怀圣光塔，北面是六榕寺的千佛浮图……崔府门前，碧水两岸，野菊盛开。

　　和陶渊明一样，崔与之也特别喜欢菊花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崔与之则是“老圃秋容淡，黄花晚节香”——这两句取自韩琦《重阳》中的诗，是崔与之毕生最爱。他将其题写在自己的宅子门口，中间的题匾上，是他居所的名字——“晚菊堂”。

　　当年离开增城去临安求学，崔与之刚刚而立之年。三十多年的时光里，他辗转广西、江西、四川、浙江做官，留下美名无数。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时，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。

　　这片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的崔与之府邸，根据《夷坚续志》的记载：“建第甚丽”。以至于当地有个姓李的豪商，忍不住“从而效之，即用崔府匠人规制落成。”崔与之听说，欣然前往观看。回来以后，他问建宅子的匠人：“汝与某建宅固佳，但少两枝梁耳。”匠曰：“此一依相府规模者。”崔与之笑答：“一枝是没思量，一枝是没酌量。”崔与之虚怀若谷的为人风格可见一斑。

　　

　　“白麻不拜”之谜

　　

　　崔与之酷爱菊花，他的处世态度也是恬淡如菊。他一生不养妓，不受馈赠，“晚菊堂”里最多的就是书；庭院里除了种满菊花，就是养了一对白鸡。

　　崔府是当时不少名人学士云集的场所，李昴英和杨汪中更是每天陪侍崔与之左右，岭南第一个学术流派“菊坡学派”，就是在这条街上孕育成熟。

　　然而，崔府毕竟不是崔与之期待中的世外桃源。端平二年（1235），广东戍卒暴动，广州被团团包围，杀声动地。77岁的崔与之临危受命，出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，领导平乱。由于崔与之年迈体弱，只得“居家治事”，崔府便成了广东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。而他平息叛乱的过程如同神话，史料记载，崔与之一出现在城头，城外的喧嚣便顿时寂然。经他一番劝导，未动一兵一卒，叛军就纷纷弃械投降。崔与之在当时世人心目中的地位，可见一斑。

　　叛乱平息后，崔与之辞去官职，崔府街却未恢复原来的平静。当朝皇帝宋理宗，不断升任崔与之为礼部尚书、右丞相，一拨又一拨的说客，从临安来到崔府街催行……崔与之连续13次上疏力辞，说什么都不离开他的“晚菊堂”。

　　“白麻不拜”（注：白麻指皇帝的诏书。)的崔与之，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，被时人惊呼为“千古第一人”。

　　见仁见智的观点，没有办法去得到证实，因为这些都不是崔与之自己说的。崔与之其实详细地阐述了辞官的个中原因，却没有人相信——在辞免宰相一疏里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境况描述得很是糟糕：“臣年行八十矣，一身孤立，百病交攻，头风时作，视听昏聩，步履蹒跚，元气渐微，生意垂绝，去天既远，丧日无多……”

　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，身体不好，所有的人都相信。可是大家又都不相信，这个质朴的理由，就是“白麻不拜”的全部原因。

　　这位神奇又神秘的老人家，用他贯穿一生的正直、睿智，以及顽固的坚持，把自己演绎成了一个谜、一段传奇，永远留待后人评说。

　　寻找崔与之

　　崔太师祠

　　

　　增城中新镇，与坑贝古村隔路对望的崔屋村，是崔与之诞生及早期生活的地方。

　　崔太师祠，是这里仅存的和崔与之有关的建筑。它是一间穿斗式木构梁架的平屋，砖墙黑瓦顶，三进院落，四合院式布局。祠堂中间，供奉着崔与之的像。他纱帽朝服，慈颜善目，带着隐约的笑意，似乎对这片沧海桑田完全不以为意。

　　1189年，崔与之就是从这个平凡的小村落里出发，负笈北上，到太学读书。当时还没有一个岭南学子作出过这样的决定。从广州到临安，二千公里的距离，而岭南人距离文化中心的心理距离，则更加遥远。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自信，崔与之作出了这个决定，且撂下“狠话”：“三年学成以归”。

　　他履行了诺言。三年之后，崔与之石破天惊，成为岭南由太学考中进士第一人；他也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诺言，等到再次踏足这片土地，他早已是一位垂垂老矣的长者，这中间的岁月，远远不止三年。

　　1189年，崔与之在这里作出决定的那一刻，是岭南地区文化变革的关键节点。元人王义山在《送张士隆赴广州教授序》里言，自崔与之由太学中进士，广州士子纷纷以其为楷模，学风丕变；崔与之自出仕到帅蜀便道归家，随身只带一琴一鹤，广州士子于是知道了什么是廉洁奉公；崔与之十三辞宰相，广州士子从此知道了什么是名节……在崔与之的影响下，广州由盛产象犀珠玉之地，转而成为诗书礼乐之地、道德醇厚之地。

　　这个平凡无奇的宗祠，因此成了岭南文化人争相膜拜的场所。大名鼎鼎的状元爱国英雄文天祥，在这里题下了“菊坡翁盛德清风，跨映一代”的句子。

　　

　　崔与之墓

　　

　　距离崔屋不远的华山南面山坡上，有一片寂静的墓地，崔与之就葬在这里。

　　这一墓地是1991年的重建之作，原来的墓地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据村民的回忆，崔与之墓地面积有500多㎡，建于嘉熙三年（1239年）。当时墓前有墓志碑、墓界志碑和石狮，墓道中还有华表，颇为壮观。

　　仔细端详墓前的镇墓兽，后排的都是狮子模样，只有前排的两只样子很怪，有些像狮子，但是更像是狒狒。增城博物馆副馆长蔡美新说，这两只镇墓兽有可能是宋代时候的作品，也就是崔与之墓为数不多的“真迹”。

　　虽然广州人对崔与之的历史知之甚少，一代又一代的崔屋村的人却从未忘记这位伟大的祖先，并且深深地引以为傲。

　　除了华山上的崔与之墓，崔与之的父亲崔世明、母亲罗氏、夫人林氏和后世子孙十数人，也被葬在附近的石壁山、四望岗和马头岗上，形成一个阔大的墓群。

　　崔屋村村民崔志明告诉我们，每年农历九月十二，是这里最热闹的日子。近两千崔氏后人，会从广东各地蜂拥而至，拜祭祖先。从早上七时到下午四时，人流络绎不绝。从这座山一直拜到那座山，场景壮观。

　　策  划：赵  洁

　　撰  文：金  叶

　　摄  影：黎旭阳

　　在车辆呼啸的广汕公路旁边，刚刚进入增城中新镇，你便会发现一处被时间遗忘了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　　一汪绿水的池塘，覆盖着像是前世的青苔。茂密的荔枝林背后，54栋华美的镬耳屋，紧密相连。

　　古老的青石板两边，一栋又一栋古色古香的祠堂、书房、村屋、碉楼……仿佛一幅水墨丹青画卷。

　　当那些数不清的灰瓦民宅，都已从这座城市里烟般消散时，却有一双具有魔力的大手，将这个名叫“坑贝”的村庄，凝固在了从前。

　　在这寂静的世界里，走走看看。

　　又一次，我们在失去以后，开始怀念。

　　“解密”坑贝村

　　“坑贝村”印象

　　毛家村纪实

　　行走在车流轰鸣的广汕公路，进入增城中新镇，有一片茂密的荔枝林，密林的另外一边，你会发现一个奇异的世界：

　　首先是一汪清碧的池塘，没有一丝涟漪的水面，正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光。它的后面，宽阔的晒谷场空空荡荡，片片树叶正在随风飞翔。

　　晒谷场的后面，矮矮的围墙之后，伫立着一座静静的村庄。一排排古旧的青砖房屋，如棋盘状排列，那一对对大大的“镬耳”，绵延成片，如同起伏着的波浪。

　　抚摸那被岁月侵蚀过的青瓦白墙，抬头仰望精美的木格花窗，镬耳屋现在的样子虽然有些旧了，但仍然有遗存下来的古朴浩荡之风。不难想象，几百年前，它们曾经怎样的灿烂过。

　　村庄不算大，整整齐齐的镬耳屋一共五列，除了最后一排是一座碉楼之外，每一列有11栋，整齐划一。在它们之间，是横平竖直、布满了青苔的石板街巷。向前眺望，没有一个人的踪影，环顾左右，身边的镬耳屋木门紧锁。只有门楣两边偶尔可见的残存着金粉的对联，透露出有人曾经在此生活过的气息。

　　间或会有几只鸡咕咕叫着，狗们也会应声附和，于是便有了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。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的桃花源风情。

　　这是一座怎样神奇的小村庄？它的主人们都去了哪里呢？

　　

　　毛家村纪实

　　

　　坑贝村的历史有780多年，和这座城市许多老村庄一样，虽然寂静如斯，却曾经有过一个热热闹闹的过往。

　　坑贝村的得名，源于附近金坑河盛产的坑贝。开村的历史，可以追溯至南宋嘉定年间。第一个来此落户的是一个叫毛富兴的人，他的籍贯有可能是山西。毛富兴是这支翻山越岭来到岭南的毛姓家族的第五代，他的同胞兄弟还有若干也落户增城，除了坑贝村之外，这附近还有五六条自然村也都是毛姓人的天下。

　　坑贝村建村伊始的建筑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，目前的村落格局形成于明末清初，很难得地整体保存到了今天。

　　增城市博物馆副馆长蔡美新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最典型的广府建筑风格。古时的广州人都是栖息在这样的村庄里的。坑贝村，是广州民居的“前世”。

　　岭南人对风水一向在意，坑贝村就是完美的范本。它依山傍水，前面是清澈的西福河，后依绿树葱郁的后龙山，村子本身又是“外圆内方”。“圆”的是村前半月形的消火塘，“方”的是池塘背后四平八稳的村落格局。圆代表天，方正则代表地，人居住在中间，就是天、地、人三才具备。上接天气，下接地气，中间聚合人气，颇合堪舆之意。这样的布局，对于村落的管理十分有利。广东的古村落多数是“梳式布局”，只有纵巷，没有横街。坑背村却是个例外。这里的五十四栋房屋，像是整齐列队的卫兵，是“棋盘式布局”。在当时土匪时常出没、治安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，只要把村口的门户关闭，整个村落每个房子之间，就可以借助纵横的巷道自由交通，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。

　　如果从高空往下俯视，你会发现，坑贝村的镬耳屋，后排会比前排地势略高，纵向的小巷在连通前后的同时，还修筑有一条条排水沟，这样雨水会顺着地势，一直排放到村前的水塘，而不会倒灌进屋子里。因为房屋纵向排列，密集而规整，因此可以大大地减少辐射热，取得良好通风。因为前有池塘，后有后龙山，就算是最炎热的季节，都会有清凉的风吹过。

　　不过，眉清目秀的坑贝村，毕竟不是遗世独立的小村庄，这里也曾危机四伏——它的后部，有一栋两层高的碉楼。这座清代碉楼，是为防范匪贼而建，也可以储备粮食，在危难时固守待援。村民告诉我们，当年的碉楼比现在的还要高两倍以上。它不是规则的四边形，仔细地数一下，发现它居然有二十面墙，而每一面墙上都有开凿出来的炮眼。几百年前的坑贝村人，就是驻扎在这座高大威猛的碉楼里，密切地注视着四面的异常响动，捍卫它们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家园。

　　

　　镬耳屋传奇

　　

　　在这镬耳大屋群中间穿行，你很难不佩服当年规划出它的人的精巧构思。坑贝村的村民口耳相传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，是明清时候村里出的一位大官。坑贝村里连绵成片的镬耳屋，正是村子曾经风光无限的最好证据。

　　在坑贝村人的心目中，镬耳屋寓意着富贵吉祥、丰衣足食。只有获得功名的人才能采用。谁的家“镬耳”大，选材讲究，装饰堂皇，谁家就越有财势。

　　这些高高耸起的“镬耳”，真正的名字叫“封火墙”。过去的乡村里，到处都是禾秆成堆，极易起火，房屋之间连接紧密，一旦风助火势，火苗就很容易蹿上邻家瓦头。而大大的镬耳状山墙，可以有效阻止火势蔓延。

　　平时没有火灾的时候，高高的镬耳山墙也有用处。它像一双大手，将朗朗清风引入两侧长长的巷道，微风又会透过门窗，流入屋中。尽管镬耳屋的窗户都很小很窄，可是屋子里依然可以清凉如水。

　　山墙为何被做成镬耳状，源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。相传明朝名满珠三角的太师梁储，年老告归时，依依不舍的皇帝问老师有何要求。老太师沉吟片刻才讲：我想仿照皇家建筑，在家乡建一间房子，这样只要一抬头，就仿佛看到了皇宫，也就想到皇上。

　　当朝皇帝很痛快地批准了梁储的请求，这种颇似皇宫又具地方特色的镬耳屋，从此在岭南扎下根来。

　　仔细端详，坑贝村的镬耳屋，确实有些像明朝文官的官帽模样。所以村民笃定地相信，自己的祖先一定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，才能让全村都建起了镬耳屋。而事实是：虽然在一段时期之内，确实是只有取得功名的官宦人家才有资格享受镬耳屋的优惠——所谓“千两黄金万担谷，夜夜笙歌镬耳屋”、“手抓镬头耳，有得蒸来有得炒，衣食丰足无牵挂”是也——但是因为岭南地区山高皇帝远，所以镬耳屋早早地就平民化起来。“镬耳屋其实并不像庑殿顶、歇山顶那般尊贵。一般的老百姓要是用那种屋顶盖房子，真是要冒砍头的风险。”增城市博物馆副馆长蔡美新说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坑贝村整片的镬耳屋还是很值得崇敬。“这一方面证明当时坑贝村的权力机构执行力很强，能够统一规划这一片建筑，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整条村的经济状况比较好，贫富相差也不大。”

　　而镬耳屋统一的黑色也有特别的含义。在中国五行学说中，黑色代表水。广州地在南方，属火。黑色的镬耳，是借用北方玄武水神的黑色来压镇南方火邪和住宅之火。

　　从古村落到大公园

　　曾经坑贝村

　　屋里屋外

　　沿着坑贝村走了几个来回，很少看到有年轻人，和广州许多村庄一样，年轻人大都外出工作或求学，古老的村落里依然有鸡犬声相闻。村里碰到的大都是老人家，大概也只有他们还在执著地驻守在曾经热闹的家园。

　　遇见的第一位毛爷爷，造型仿佛神话故事里的老者。精瘦精瘦的身材，微微罗锅着的腰。和他打招呼，他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大大的斗笠下，露出一个灿烂而慈祥的笑容。

　　毛爷爷把我们领到他居住的镬耳屋。这是一间约25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。毛爷爷告诉我们，镬耳屋的规模从明清时就没有变过，而村人却是越来越多，为了方便，大家就在镬耳屋的内部，这里添一堵墙，那里加一间房。慢慢地，镬耳屋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　　但是他仍记得镬耳屋最初的容颜：那是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，一列三间悬山顶房屋，中间是阔大的厅堂，两边是稍小的居室。镬耳屋的中间有一个天井，天井两旁是走廊。

　　那个时候的镬耳屋宽敞又明亮，住起来别提有多舒服了。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“入室花园”——镬耳屋的天井里种满了花花草草，它们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和煦的微风里，摇曳生姿。

　　而现在的坑贝村，虽然外表还奇迹般地维持着当年的样子，可是当我们走近它的“内心”，却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一个已经很老很老的老人。砂岩剥落，木雕腐朽，苔藓遍地……尽管如此，毛爷爷却不愿离开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一共有五个孩子，现在都已经出去住了，最远的在上海，最近的也在坑贝村隔壁新开发出来的“新村”。毛爷爷和自己的老伴，却坚持留守在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里。“去到哪里，我也觉得没有在这里舒服自在呢！”

　　

　　屋里屋外

　　

　　85岁的瑞伯是留守在坑贝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。他拿来一张泛黄的地图，上面描绘的是曾经的坑贝村。

　　“你们觉得现在的坑贝村好看，比起过去来还差得远！村里很多好看的建筑，都被日本仔毁掉了。”

　　首先，村前的防火塘，就要比现在美丽得多。防火塘的面积和村子的面积一样的大，大概有6000多平方米，每到初一十五，一轮明月倒映在半月形的池塘里，村民在池塘边举杯畅饮，别提有多惬意。

　　秩序感是坑贝村建筑最大的特点，总的来说，是按照池塘——围墙——晒谷场——祠堂——村屋——碉楼——树林的顺序兴建的。而和整个村落公共事务有关的祠堂、官厅、大书房都列在第一排。

　　现在的祠堂里，景色凋敝。当年却有彩绘雕刻于墙上，美轮美奂。这些美丽的细节，一部分在战乱时期被日本人毁坏，一部分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被惊弓之鸟般的村民用石灰覆盖，不复当日的华彩。

　　村口第一个建筑，是大书房。把读书的场所安置在村落建筑布局中最重要的地方，也反映了坑贝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。几百年来，坑贝村的村民都是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，包括瑞伯当年也在这里读过书。

　　站在芳草萋萋的院落里，瑞伯告诉我们，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游泳池，游泳池的后面是一座公共花园。游泳池消失得很彻底，而花园却还是留下了一丝痕迹。顺着瑞伯的指点，我们看到一个被围墙遮住的牌坊，上面刻着三个古朴的大字“别有天”。瑞伯说，当时在这三个字的旁边还有一对楹联：开门喜迎天下客，入园皆是赏花人。

　　而最大的变化，还是坑贝村从过去那个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村子，变得像今天这般寂寞。鼎盛时期，坑贝村里生活了四五百人，到了炎热的夏天，青石板路上都躺满了乘凉的村民。而现在，坑贝村只剩下十来个留守的老人，还有一些到处走来走去，丝毫不害怕生人的小鸡、小猫、小狗……

　　“寂寞倒是不寂寞。村里的生活很方便，而且老伙伴很多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凑在一起喝茶、谈天、搓麻将……”

　　只是有时候，还是有些怀念过去的那个坑贝村，那个充满了秩序、生机和欢声笑语的坑贝村。

　　

　　坑贝村的明天

　　

　　坑贝村很快就要热闹起来了。

　　坑贝村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“坑贝村公园”的规划已经在实施当中，有望在今年就成为现实。

　　这将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园呢？

　　坑贝村古村落，将是这个公园的“灵魂”。54栋镬耳屋将会被好好地整饬一番——不用担心历史的痕迹会因此消弭，修葺工作主要针对房屋的内部，将那些后来加上的多余砖瓦清理干净，恢复镬耳屋旧时清丽的模样。

　　坑贝村后面的后龙山，也是公园的一部分。300亩的山林里，不仅有针叶林、马尾松、木麻黄、阔叶林，还遍布长满了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砂糖橘的果树，你可以在这里一路走、一路吃、一路看。

　　在广州，很少有像坑贝村这样整体保存完好的古村落。如果这里得到复原，广州人就终于可以有个地方，来领略旧时岭南渔樵耕读的生活画卷了。而这个明末清初的古老村落，也将被申报为省文化遗产。

　　而当务之急，也许是要吸引那些坑贝村的老居民再次回归。增城市博物馆副馆长蔡美新说，现在坑贝村的老房子大都没有人住，这不是一件好事。老房子和老人一样，你不理它，它就会老得更快，神采尽失，直至成为一片断壁残垣。

　　几百年前，是坑贝村的祖先，缔造了这片美丽的家园。而今天，也只有坑贝村的村民，才是让这座古老的村落重新焕发青春的关键所在。

　　广州有句俗语：“未有河南，先有沥滘。”沥滘历史之悠久，由此可见。

　　水乡沥滘，将近900岁了。早在清代，这里便是“五百年祖德，十三代书香”的名村。文章华国，诗礼传家，从这里走出去的进士、举人不胜枚举。如今气势恢弘的卫氏大宗祠，见证着这条古村显赫而辉煌的历史。

　　斗转星移，岁月沧桑。

　　如今，融入都市的沥滘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千人一面的建筑中，在飞扬的尘土中，在抬头只能看一线阳光的窄巷中，昔日时光似是难寻。曾保留古村最初记忆的古老宗祠，也面临消失的危险。

　　只是，走近沥滘，聆听在这里世代生活的村民讲述过去的故事，你会发现，如童谣一般美丽的沥滘，一直在他们的回忆里脉脉流淌……

　　策  划：赵  洁

　　撰  文：梁  婵

　　摄  影：庄小龙

　　百世周宗 诗礼传家

　　钟灵毓秀江中洲　　

　　沥滘，让人不难联想到它与水有关。

　　数千年前，如今珠江南岸海珠区一带，还是一片浩瀚烟波。潮涨潮落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在海中央，出现一个钟灵毓秀的小洲，千年浪花不断冲刷、沉淀，它的面积越来越大，由于这里河汊密布，池塘星罗棋布，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独特的名字：沥滘。

　　沥滘四面环水，自古鱼虾鲜美，土地肥沃，很早便有了人活动的足迹。在宋代以前，这里曾有严、曾、白等姓氏在此居住。但沥滘真正开始发展壮大，却是由于这个家族的到来：卫氏。

　　相传，如今沥滘的主人卫氏，本姓姬，是周文王第九个儿子康叔的后代。周武王夺取天下，建立周朝后，康叔受封于卫地，其皇族后代子孙便以国号为姓。卫国领域约在今河北以南的大名府至河南以北滑县一带，古称河东，如今卫氏宗祠里供奉着“河东卫氏历代祖先神位”的牌位，有不忘祖先之意。

　　约在唐末宋初，卫氏开始迁入广东，住在南雄珠矶沙水村。据《卫氏族谱》记载，在南宋建炎年间（1127年-1130年），有一个叫卫宁远的人，生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早逝，他的其他三个儿子带领族人南下。其中，第三和第四个儿子同去了东莞茶山，唯独第二个儿子卫达，来到当时属于番禺的沥滘，被这里旖旎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，在村东龙眼树脚下定居下来，成为沥滘卫氏的开村之祖。

　　自此，来自中原的卫氏，在这块岭南沃土上耕田读书，世代繁衍，也书写着沥滘数百年源远流长的历史。　　

　　十三代书香

　　在宋明两代，卫氏家族在沥滘拥有大片良田，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其他家族，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。

　　据《卫氏族谱》记载，当时，卫氏族人聚居在村中不同位置，而“附近傍居为家僮佃户，稍远为基围台榭林塘，多植荔枝龙眼桔柚诸果。滨海皆腴田，岁两熟，亩收二十余斛……”

　　生活富足的沥滘卫氏家族，以诗礼传家而闻名。清代，沥滘“五百年祖德，十三代书香”的美名，已在民间广为传播。翻开史册，沥滘历史上曾取得功名的子孙数不胜数。

　　早在宋代，卫氏五世祖卫惟寅“为人持重，不尚浮华”，在宋咸淳十年（1274年），考取进士，官至朝议大夫。比卫惟寅稍迟一点的卫伯英，在南宋德祐年间，也考取进士，官至御史中丞。短短时间里，一个家族里连出两个朝廷重臣，卫氏家族的声名日渐显赫。如今，悬挂在卫氏大宗里的对联：“烛影辉煌光射大夫剑履，炉烟缥缈香熏御史官裳”，所要表彰的正是这两位先祖。

　　此外，在南宋，卫氏一门三兄弟卫兆龙、卫应龙、卫梦龙，还曾联擢高魁，被人们称为“河东三龙”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　　而到了明清两代，卫氏子孙中的进士、举人更是不胜枚举。尤其是清代，沥滘村共出了三位进士，20多位举人。当时有民谚：“九龙出海，六鹤飞归”，意思是说九个沥滘子弟去应试，就会有六个人折桂而返，诗书教化风气之浓，可见一斑。

　　唯其如此，不少文化名人和高官显贵，有感而发，纷纷为沥滘题匾、撰写族谱序言、墓志铭等。

　　明代大儒湛若水，就曾两度为《卫氏族谱》作序。据说，当时身处高位的湛若水，与将侍郎卫玉溪是好朋友，相识相知之下，他深感这条古村积淀的深厚教化之风，欣然提笔为《卫氏族谱》作序。卫玉溪去世后，湛若水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曾为玉溪祠题写匾额。

　　此外，明代著名文士伦文叙的三儿子伦以诜，曾为卫氏族谱题序。而明代有名的广东右布政使李凤，也曾应邀为沥滘卫氏作《皇明隐君卫公配安人甘氏合葬墓志铭》。

　　卫氏大宗祠：宗堂流芳

　　提起每个显赫家族，我们几乎无法忽略它：祠堂。它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独特意义的符号，在每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里，它是大家族无形的核心，也是展示家族变迁、彰显荣耀的场所。

　　今年78岁的卫浩然，是沥滘卫氏第23世孙，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。他带领我们游览卫氏大宗祠，揭开一段属于这座古村庄显贵而沧桑的记忆……　　

　　风雨沧桑400年　　

　　如今，融入都市中的沥滘村，昔日一河两岸的水乡风貌已是难辨：河涌或是被填，或是被水泥路面所遮盖，在密如蛛网般的小街小巷里穿梭，两旁是比肩而立的小楼房，仿如在迷宫里一样。

　　然而，惊喜总在不经意间出现。

　　在离珠江不远处，一片灰色钢筋水泥中，一座气势恢弘的岭南建筑出现在眼前。此刻，它大门紧锁，两旁悬挂着一副对联：“爱江海汪洋，先入番禺开沥滘；羡峰峦秀丽，再过东莞辟茶山。”简洁的语言，把卫氏家族南迁的过程传神地勾勒了出来。

　　卫浩然介绍，卫氏大宗祠自明万历22年（公元1594年）就开始筹款，整整经过20多年，到1615年才建成，规模宏大，做工精细。大宗祠中间曾经历过三次重修，但大体形制不变。

　　站在巍峨的卫氏大宗祠正门前，仔细观察，可以发现左侧青砖墙上，烟熏火灼的痕迹十分刺眼。卫浩然告诉我们，卫氏大宗祠以前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，濒临珠江，鸦片战争时，英国侵略者的战舰经海边，看到它规模宏大、气势非凡，误以为是官府，一番猛烈炮轰，结果，宗祠的大门被轰出一个大洞。

　　经历战火洗礼的卫氏大宗祠，满目疮痍。所幸它在卫氏族人的保护下，顽强生存了下来。这个洞后来经过修补，但战火洗礼的痕迹仍无言诉说沧桑岁月。 

　　“燕子斗拱”显尊贵　　

　　在卫浩然的带领下，我们从侧门进入祠内。站在中堂前面，脚下是那上百年的花岗岩石板，祠堂正门后方别具一格的牌坊，吸引了我们的视线。

　　和普通牌坊不一样的是，这个牌坊造型独特、精美，上部是燕子斗拱结构，一层上叠着另外一层，中间牌匾上横书：“百世周宗”，两侧是两列小字：“文章华国，诗礼传家”。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里，这种“燕子斗拱”是规格相当高的一种建筑形式，只有皇亲国戚或皇帝钦点才能采用，否则就是违反礼制。那为什么沥滘村可以建呢？

　　卫浩然说，这仍是个谜，但据祖辈口耳相传，它与卫氏十二世祖卫西樵有关。“据说他是明代嘉靖皇帝的外孙婿。我小时候见过西樵祖的祠堂，前面就是这种燕子斗拱牌坊，而且建在仪门的位置上。我想是因为沾上了皇亲国戚的边，所以才可以建。”

　　据说，原本卫氏大宗祠里还有一个约1米高的明朝汉白玉观音，是当时下嫁给卫西樵的郡主（即卫氏的太婆）的嫁妆，在建国后不知何故遗失了。

　　建这个牌坊时，还有一段小插曲：据说，当时衙门得知卫家要想沾光建这座牌坊时，派人来找茬。卫家的人知道后，事先把瓦砾等铺在地上，当气势汹汹的衙役来到之后，卫家的人马上拿出圣旨宣读，衙役没办法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　　皇帝重臣共贺寿

　　卫氏大宗祠的中堂叫庆源堂。历经漫长岁月，仍然无法挡住它的威风八面。

　　它面阔达五个开间，主体建筑由12根“檐柱”和12根木柱支撑，每根柱子，都是由一块块木料完整打凿而成。庆源堂一侧，立着一个大玻璃罩，里面是这间祠堂的“镇祠之宝”，御赐祝寿屏风。虽然年代久远，但是这些高大的紫檀木屏风上，精美的浮雕图案和镏金贺文仍然清晰可见。

　　这块祝寿屏风大有来头：它是乾隆钦命，由三朝重臣、一代名相张廷玉撰文，刑部尚书、中国古代大书法家汪由敦书写，内容是祝贺沥滘村103名老翁寿辰。

　　千里之外的乾隆，为什么会给这条岭南古村的老人家贺寿？张廷玉的贺文里，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　　原来，沥滘尊老爱老之风兴盛，绵延了数百年，村里每年正月十五都会在祠堂为老寿星摆筵寿酒。卫氏第十九世祖卫廷璞，是清代雍正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进士，官至太仆少卿。他任兵科给事时，由于办事勤奋干练，深得张廷玉器重。有一年冬天，卫廷璞到张廷玉府上，对张廷玉说，他的家乡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百多，将会在明年春天聚餐祝寿，希望张廷玉能撰文为寿宴增光。张廷玉一听，感到十分诧异，他没想到，在同一个家族中，会同时有100多个寿星，史书上记载文潞公留守西都时，曾召集洛中德高望重的老者聚会，只有13个人参加，但已经可以作为一件盛事流传下来。他把此事向乾隆禀报后，乾隆也感到可以借此机会弘扬孝悌之风，便命汪由敦进行书写。

　　而这块御赐祝寿屏风，在当时无疑是沥滘的一大荣耀。卫浩然回忆，建国前，这12块御赐屏风被好好收藏着，只在每年正月十五摆筵寿酒时，才拿出来。　　

　　多少古祠风雨中　　

　　文物专家崔志民与沥滘有着不解缘分。

　　20多年前，一次机缘，他第一次来到沥滘。当时，这里还是一派水乡景象：小桥、流水、古树……尤其令他记忆深刻的是这里的祠堂。

　　那像珍珠一样散布在古老民居中的祠堂，走进去就如进入另一个世界。这些祠堂的建筑年代之早，在广州地区已不多见，他在那里常能找到明代石柱、清代砖瓦。20多年过去了，900年水乡沥滘，发生着重大改变。以前，沥滘一涌两岸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30多间，如今，只剩下13间。在崔志民眼中，这个明清祠堂群，是古老沥滘保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

　　“岭南不少村落也有祠堂，但像沥滘的祠堂那样，建造时间之早，基本结构保存之完好，地域之集中，数量之多，在岭南古村落里是绝无仅有的。如果从建筑学角度上看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‘古建筑博物馆’。”崔志民说。

　　只是目前除了卫氏大宗祠，历滘的其他祠堂几乎都没列入文物保护单位，它们有的被用作机械加工作坊或者仓库，不少正遭受一些破坏，令人痛心。

　　“根据规划，作为城中村，沥滘很快将发生改变，我非常希望这些祠堂能得到有效的保护，否则，以目前的状况来看，它们很难避免将要消亡。”崔志民忧心忡忡地说道。

　　策  划：赵  洁

　　撰  文：金  叶

　　摄  影：黎旭阳

　　在繁华的中山四路上，李占记钟表行的旁边，有一条窄窄的通道，叫谈家巷。

　　不知道它算不算是广州最短的一条巷：站在巷口，小巷的尽头就近在咫尺。又小又窄的巷子里，数来数去也只有两间平房和一幢三层楼房。房屋皆已老去，但是细细端详，有栋三层的小楼，满面的尘灰色下，精致的窗棂、庄重的大门，隐约透出当年的华美。

　　这不是一栋平凡的小楼。战争岁月，它是日军重重包围之中我党一个秘密据点——东江纵队交通站。大批参加武装斗争的党员和青年在此中转，无数重要的情报从这里发出……在它平静的面孔下，曾经汹涌着动人心魄的暗潮。

　　这是不是一栋平凡的小楼。在它布满灰尘的角落，充满了难忘的记忆。这里记载着一个普通的家庭，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沉的爱，也记载着两个老人相濡以沫的爱情。

　　暗战，广州沦陷

　　谈家巷2号

　　

　　1938年10月，广州沦陷。日本对广州实行长达7年的残暴统治。

　　沦陷区的地下工作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着。广州刚刚沦陷的时候，党着重利用香港作为敌后活动基地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香港的交通被封锁，作为敌后斗争基地的客观条件已不复存在。此时，广州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，交通往来，传递信息，收集敌伪情报，为游击队采购物资等，往往需要转移到广州才能办到。加强广州地下斗争，已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。

　　从1941年开始，中共粤南省委、北江特委、东江游击队、珠江游击队四个系统，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广州开展地下斗争。建立联络点、交通站，为抗日游击战争服务。而谈家巷东江纵队交通站就是当时非常重要、且一直安全使用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秘密据点。

　　谈家巷2号，是一栋三层半的小楼。小楼的主人，是一位三代世居加拿大的华侨，名叫钟德祺。他的儿媳妇、现年82岁的曾还老人告诉记者，钟德祺是同盟会会员，旅居国外期间，他就把很大一部分积蓄都捐献给了革命活动。在海外漂泊了大半生，1924年，钟德祺回到广州，他与几位华侨合资在长堤创办新亚酒店，在东山兴建浸信会医院，以此报效祖国。也是在那一年，他在谈家巷建了两幢房子，希冀可以在此过一个安稳的晚年。

　　纷乱的时世却没有给他这一个机会。谈家巷2号，命中注定会有一段更传奇的“人生”。

　　

　　传单在这里撒出

　　

　　这要从钟德祺的儿子钟国祥讲起。

　　钟国祥生于1921年，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1938年广州沦陷后，他随校撤离广州，辗转信宜、郁南、韶关等地，继续开展抗日活动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1942年5月，钟国祥受组织派遣，回广州开展敌后工作。

　　钟国祥的使命，最终得到钟德祺的全力支持。钟德祺专门腾出房子，给到联络站落脚的地下党负责人使用。

　　钟国祥的公开身份，是一名做故衣生意的水客，这只是一种掩护而已。

　　很快，联络站送出了第一份情报：日军将要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。

　　此后，通过联络站，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游击区。而党的负责同志也利用联络站长期在广州隐蔽，开展工作。

　　1943年初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从粤北来到广州，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住在钟家。此后，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，黄松坚都经常在钟家出入，而地下党的负责人陈翔南、张江明、余美庆、董世杨、钟达明、何君侠等人，也都先后在联络站落脚，以公开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。地下党的一些秘密会议、地下党与东江纵队的接头，也都在联络站进行。

　　一向寂静的谈家巷，忽然多了这么多来来往往的年轻人。为了消除日本人的疑惑，钟国祥进入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，以便于与日本人打交道，并从中结交日本商人、军人。父子两人还常常主动与左邻右舍交往，倾谈做故衣生意的“生意经”，附近的日本人也就深信他们是地道的生意人，这一秘密交通站从未受过骚扰。

　　1944年，中共广东组织为发展和壮大东江纵队，决定派钟国祥赴粤北，将当地的党员和进步青年，送到部队参加武装斗争。钟国祥在粤北联络了30多人，分批带回广州，安排在自己家里隐蔽，等候部队交通员前来分批转送东江纵队。次年，珠江纵队成立后，也曾以谈家巷2号之一作为秘密交通站。1945年5月，日军疯狂扫荡五桂山区，企图剿灭珠江纵队。为减少人员伤亡，珠纵决定让一些非武装人员撤出第一线，其中二三十人秘密潜回广州，隐蔽在谈家巷钟国祥家，直至抗战胜利。

　　抗战胜利前夕，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为鼓舞士气，决定在广州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散发抗日传单行动，传单由广州地下党的核心领导人陈翔南负责起草，标题是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》和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》。谈家巷2号成为印刷抗日传单的秘密印刷点。共印出传单几千份。晚上9时，广州地下党采取统一行动，钟国祥和他读初中的弟弟钟国华、妹妹钟洁娴联络了几个小同学，拿上传单，走到大街小巷，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或信箱中，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，有的传单就放在高楼栏杆上，任其自行飘落。

　　第二天，广州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《告全市同胞书》，日本人和伪政府恐慌了，歇斯底里地到处搜捕并撕毁传单，而广州人民却从中看到了党的力量，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。

　　谈家巷2号的主人

　　谈家巷的故事一度深埋。

　　战争岁月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在秘密进行。和平年代，当年的暗潮汹涌更加鲜为人知。直到2001年7月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这幢三层的小楼门外，镶嵌上“文物标记”牌，上面写着：“东江纵队在广州建立的交通站旧址，中山四路谈家巷2号之一。”

　　站在小楼前，抬头仰望这块身躯单薄的铭牌，82岁的曾还老人说：“有谁知道，这块薄薄的牌子，承载着多少沉甸甸的故事。”

　　

　　钟国祥

　　

　　说起自己的丈夫，曾老总是微笑的表情。在她的心里，钟国祥是一位完美的人。他勇敢、聪慧、豁达、善良。爱自己的家人，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。

　　小时候的钟国祥，学习成绩很好，念的是广州的名校——广雅中学（当时叫省立一中），可是在初三这一年，他却面临留级的“厄运”。因为他的操行是“丁等”——1935年，从北平传来了一声怒吼，爱国学生们发出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怒吼，举世震惊的一二九运动爆发。消息传到了广州，钟国祥的心中澎湃着高涨的革命激情，他被选为班代表和学校初中部纠察队队长，1936年1月9日，他拉响了学校的大钟，全校学生一千多人应声而动，冲出学校，参加广州学生抗日爱国大游行。

　　那一年，钟国祥15岁。

　　虽然“操行”让校方头疼不已，统考成绩优异的钟国祥最后还是顺利升上高中。1938年，广州沦陷前，钟国祥随学校迁到顺德碧江，这时学校已改回原名广雅中学，钟国祥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，担任宣传部副部长。1939年，钟国祥经老师赵元浩介绍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那一年，他18岁。

　　

　　曾还

　　

　　此时此刻，曾还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，正在乱世中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，艰难求生，尝尽人间冷暖。

　　1941年，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小保姆后，曾还进入澳门镜湖医院护士学院学习。当时的澳门，遍地哀鸿，大批从香港撤出来的难民在这里饿死、冻死、病死。每一天，都有运尸车将大批的尸体运到医院。

　　中共早期党员、著名的医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柯麟是当时医院的院长。他对曾还影响极大。曾还记得，有一天，在医院值班的她，趁着休息的间歇偷偷地看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越看越入迷，忘记了时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突然听见身后有响声，转头一看，是柯院长。曾还紧张极了。她还不知道，柯麟本人就是一名地下党，在澳门以行医为名掩护从事地下工作。柯麟和蔼地问曾还，看这本书有什么感想。曾还回答：“中国有很多好人，所以中国不会亡！”

　　从那天起，柯麟每周会有一天把曾还叫到办公室，给她一叠医学讲稿，给她开“小灶”，有意识地培养曾还。曾还说，因为受进步书籍的影响，她一度想休学，上前线去尽一分力。可是柯麟阻止了她，并且要她踏踏实实地学习本领。“等你毕业，我第一个把你送去战场。”

　　1944年，曾还从学院毕业，如愿以偿地到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，参加革命。那一年，她也正好18岁。

　　（注：感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部分原始资料。）

　　小楼一夜听风雨

　　每个角落都有记忆

　　

　　受过专业训练的曾还当上了小老师，开始培养战地卫生员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已经23岁的钟国祥。

　　钟国祥是从东江纵队派过来的领导。虽然年轻，却有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与稳重。曾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，最深的印象是他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。小领导第一次和她谈话，是问她有没有阅读过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。再后来，钟国祥问她有没有男朋友，曾还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，说：“我现在年纪小，有很多重要的事去做，为什么要找男朋友？！”

　　“大眼睛”笑嘻嘻地说，如果哪一天你想找男朋友，要第一个考虑我啊！

　　曾还渐渐发现这个“大眼睛”其实并没那么严肃，他脾气很好，而且学识渊博。因为情趣相投，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很多，逐渐走到一起。

　　1946年，曾还和钟国祥在香港结婚了。那一年，他25岁，她20岁。

　　早在结婚之前，曾还就已经听钟国祥说过谈家巷2号的故事了。

　　1945年，为保存革命实力，保护地下党工作人员，曾还按照上级指示到了谈家巷东纵交通站。两人结婚之后，曾还还在谈家巷2号生活过好几年。

　　踩着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的楼梯走到三楼，晦暗的光线突然变得明亮。这里是曾还留下最多记忆的地方。

　　曾还回忆：一楼是当时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住的，他通常在那里进行秘密的工作；二楼出租，钟国祥一家则住在三楼。

　　东边窗户外，郁郁葱葱的大榕树在阳光下摇曳。曾还说，这里当年是永汉公园，广州沦陷后被日本人占领为神社，而房子的西北面的商务印书馆，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；巷口西侧的李占记钟表店，是日本富士洋行占用；东侧则是日本人开的果子店。小楼处在四面被日本人包围的状态下。地下党员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出。

　　因为交通站安在家里，钟国祥的家人，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“兼职”地下党员。每天早上，钟国祥的妈妈就挎上篮子，借口上街买菜，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，就带着黄松坚到惠爱路云来阁茶楼饮早茶，趁机与省临委的梁广接头，以谈生意为名交换情报，研究建立和发展粤北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。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、手势都传递着重要信息，阳台上晾着的衣服，是平安的信号。

　　钟家老小为交通站倾其所有。谈家巷2号不仅负责掩护来此中转的同志，还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交通费。钟国祥不仅扮演“水客”，他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筹集了不少资金。而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，当时是新亚酒店的股东之一，也以卖股的方式拿出资金支持儿子。

　　

　　一生不悔的选择

　　

　　1948年9月，交通站暴露了。

　　钟国祥与曾还在家中被捕。最后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。1949年初，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蒋介石宣布下野，由李宗仁代理总统，国民党当局做出和谈姿势，释放部分政治犯。钟国祥的父亲趁此机会，以四万港元疏通了审理钟国祥案件的法官马卓南，把钟国祥夫妻保释出来。

　　自始至终，他们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机密。在被捕关押期间，与他们有联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无一被捕。因为这一“历史问题”，建国后，钟国祥和曾还被开除党籍，蒙冤三十年。曾还说，这三十年，比做地下工作时还痛苦。不过，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信念。

　　她曾经问钟国祥：“我们参加革命时，你想过会这么快就解放吗？”钟国祥说：“没有。那时是做好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的。”曾还：“我再问你，你想过以后当官吗？”钟国祥：“没有，我是准备流血牺牲的。”曾还：“我们连命都可以不要，受点委屈算什么？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一样干好工作。”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，他们互相激励，要坚持下去，历史会证明他们的清白。

　　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刻，他们也从未想过离开祖国。事实上，钟国祥和曾还有亲人在香港，曾还的哥哥曾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名震一时的建筑商，香港柯士甸地王，“正记”公司的老板，香港最大慈善团体东华的元老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曾正手中拥有十五幢大厦，身家过十亿。钟国祥本人是学建筑的，曾正一再劝钟国祥和曾还来香港，但是被谢绝了。

　　曾还说：“因为这片土地最需要我们。”

　　1984年，钟国祥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，他们两人的党籍也都恢复了。沉冤三十年之后，他们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　　1983年，黄松坚等多位曾经在这个交通站工作居住的地下党工作者写证明，要求将这屋子还给钟家，1995年，这份曾被贡献出来进行革命斗争的家业才又正式归还了钟家。

　　1995年5月，钟国祥病倒了，曾还的头上长出了不少白头发。

　　钟国祥于2004年病逝。

　　他的照片依然在家里的墙上微笑着。那是25岁的他，英俊少年。在他身边，是他21岁的妻子曾还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微笑着。

　　曾还说，她从未后悔过这一生做出的选择。如果不是走这条路，她不会认识钟国祥，辛苦了一辈子，也幸福了一辈子。

 

　　“修金劳（劳力士），到李占记”。千年商埠广州，老字号众多，位于中山四路的李占记钟表店，就是其中的一间。

　　百金求名、千金求誉，当钟表不再是奢侈品，人们的选择开始多元化，李占记的鼎盛和辉煌渐趋平淡。然而，一代代李占记员工，仍然在坚守着一种精修的理念和信誉、一种经典的手艺和技术。此时此刻，看他们修表，已经不像是一门工艺，更像看一位艺术大师在挥洒。

　　“占得利权中外冠，记将时刻寸分量”，走近李占记，回顾这间老字号的沧桑变迁，你能感受到，广州蓄积的深厚商业文化……

　　策  划：赵  洁

　　撰  文：梁  婵

　　摄  影：王维宣

　　百金求名 千金求誉

　　在钟表出现之前的漫长岁月里，日月星辰是人们判断时间的根据。随着西方近代机械钟表的传入，以及我国制钟业的发展，钟表开始出现在普罗大众的视线中，随之诞生一种新型商铺：钟表店。

　　李占记，广州最早的钟表店之一。它的出现和壮大，与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钟表界奇才李兰馨有关。

　　

　　钟表奇才自立招牌

　　

　　十九世纪末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少年李兰馨来到香港，在上环一家叫“李应记”的钟表店当学徒。李兰馨对精密的钟表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感，无论是什么名贵钟表，都敢拆敢修，并且用心揣摩个中的不同结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兰馨的技艺突飞猛进，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维修本领。

　　李兰馨的精湛技术，店主很是欣赏，一再给他加薪，并把他作为榜样。但当时店里学徒不少，如何能让顾客记住自己？李兰馨想了个办法，在自己的工作台上，挂了个李占记的牌子。时间一长，顾客发现他修理过的钟表，质量特别好，李占记的名字不胫而走。后来，李兰馨自费印制名片发给顾客，同行已意识到，这个昔日穷小子终非池中物。1912年，李兰馨在香港文咸东街9号，开办第一间李占记钟表行，正式打出李占记的招牌。

　　刚开始，因竞争激烈，李占记业务进展不大。后来幸亏得到新加坡堂兄的资助，李兰馨把门面进行装修，高薪聘请技术高手，专门接修高档名贵钟表，李占记的招牌也越来越响。

　　1915年起，李兰馨相继在广州十八甫90号、澳门新马路十月初五街口附近、广州惠爱东路（即如今中山四路）开设李占记分行。这四处李占记生意兴隆，获利甚丰，成为享誉省港澳的钟表连锁店。

　　

　　“续筋驳骨”赢口碑

　　

　　物以稀为贵。一百年前，一座好钟、一只怀表或一块金表，可换一幢普通三层住房。李占记一开始，便以修理名贵钟表的高超手艺和重视质量而闻名。

　　当时，在广州，外国显贵、富商、传教士和华侨携进自用或出售的名贵钟表很多。不少外国贡品，也从宫廷流落到民间，当中不仅有精美的挂钟、座钟，还有国外知名钟表公司生产的怀表、手表。这些钟表，不少是镶钻、镶珠、包金或全K金壳，其拥有者，出于怕零件被调换的顾虑，不惜高价，也要给信誉好、工艺精的李占记修理。

　　对钟表店来说，由于主顾非富则贵，修不好，赔偿事小，惹来麻烦就吃不消。每天早上，李兰馨都把前一天的接件细细察看，按照各个技工的修理专长发件。为保证质量，李兰馨规定每个技工，每天只修表三只，并率先在钟表业开创质检员制度。对已修好的钟表逐一检查，如发现质量不过关，就发还原技工重修。遇上名贵怀表和手表，他一定要拆开细看油丝，不准技工以拨快慢制，来迁就技术上的不周。

　　李占记的挂钟座钟修好后，都会在后盖里贴上“李占记修”字条，以示识别。有些老式钟表，拆修时才发现接件时无法鉴别的问题，李占记不因此随便退件，而是千方百计到香港或原厂买零件，不计成本，务求保证质量，维护店誉。如果有些零件实在无法配套，就利用简易车床仿制，采用磨、补、驳、焊、接、锉等细腻功夫，制成天衣无缝的零件，使钟表复原。

　　这种百金求名、千金求誉的诚实作风，赢得了顾客的信任，其“续筋驳骨”的独特修表工艺，也一直流传至今。

　　

　　招收技工“三不要”

　　

　　深谙经营之道的李兰馨，深知技艺高超的技工对一家钟表店的重要性。以前修表都子承父艺，徒技师传，李兰馨招收技工有“三不要”：有不良嗜好的不要；不求上进、责任心差的不要；技术差的不要。

　　李兰馨对技工技术要求的严格，在业界是出了名的。遇上顾客投诉，李兰馨常常亲自接待，如果是由于技工技术不周，引起第一次回校，他会亲自替技工找原因；如果同一技工出现第二次回校，他就多付一个月工资，让其另谋高就。虽然如此，钟表技工都以能进李占记为荣。他们进店后，有机会接触到各国名贵复杂的钟表，有条件熟悉各种钟表的特殊结构。并且，李兰馨对一些关键性的工艺修理并不保留，而是言传身教。技工们都知道，这里虽然要求严格，但能学到真材实料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在他的管理下，不少技工的技艺日益长进，建国后广州有名的修表技师，大都出自李占记。

　　李兰馨对技术要求很严，但私底下却平易近人。为留住人才，他给技工的待遇优厚。抗战前，技工每天工作8小时，一般技工每个月40银元，包食宿，技术尖子还多加10元，在当时来说，是不错的收入。

　　

　　宣传手法出奇制胜

　　

　　建国前，除了李占记，在长堤、永汉路（即如今北京路）分布着很多高档钟表店，此外，全市还有为数不�